申论热点:继承弘扬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政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廉政建设的思想、制度、实践所形成的廉政文化,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在反腐倡廉形势严峻和迫切的今天,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仍然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
一、腐败与历代王朝的衰亡
自夏商周时期开始,我国历史上王朝的周期性兴衰便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有的骤兴骤亡,有的盛极而衰,有的名存实亡,但最后都逃脱不了人亡政息的命运。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臧文仲从“汤、禹罪己”而兴盛,“桀、纣罪人”而速亡的观察中,总结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经验。此后,无论是唯心还是唯物的解释,王朝兴衰论在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均不罕见。这些理论是总结历史经验以巩固新政权的需要,也是对王朝合法性解释的需要。虽然王朝的交替性兴衰,以至每一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至今仍是复杂的历史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其中的普遍规律,即腐败而导致灭亡。
腐败是以权谋私的行为,腐败是历代王朝的痼疾。普遍而严重的腐败导致吏治混乱、制度瓦解、纲纪不肃、人心涣散、精神颓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腐败上自皇帝、公卿等最高统治集团,下至一般小吏。表现形式虽然五花八门,但最终将汇聚成引发王朝灭亡的各种矛盾的焦点。人们在回顾王朝灭亡的历史时,也往往将其与腐败相联系。
1.用人不公。用人不公是最大的腐败。我国历史上用人不公一是表现为用人重亲属、重门生、重朋党、重同乡,选拔出于个人爱憎、私利而非公心。汉代吏治废弛时,选举不实,被选举者多出自权势之家;地方长官选人,或选自己的亲戚,或选贿赂者,或选一些年纪轻,将来能报答自己的人为官;真正的贤才被遗忘在乡间。即使在科举时代,官吏的铨选仍然摆脱不了这些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二是表现为制度上的不公。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荐人制推行后期,中正荐人根本不考虑才能,只看家世门第,德才抛在一边,造成“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典型的制度层面用人不公。不学无术、崇尚空谈、跑官要官、巧言令色、欺上瞒下等用人恶习,更是历代的普遍现象。严重时,导致国家与社会、甚至统治阶级阶层之间矛盾的激化,危及政权的稳固。人们说东汉亡于议论就是例证,而议论的内容正是用人。
2.权钱交易。私有制下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金钱崇拜和价值观扭曲,始终是历史上统治集团的腐蚀剂。权力可以换来金钱,金钱可以换来权力、地位乃至生命。权钱交易随处可见。齐国社会上流传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谚语。吕不韦用金钱为自己获得了相位,为子楚获得了王位。还有公开卖官鬻爵的,东汉桓帝、灵帝设机构标价卖官,是东汉政治黑暗的典型表现。以财买官,代有潜规;以权敛财,代不乏人。南宋秦桧,贪得无厌,吏部所选官员必先要把他送足后才可上任。
3.贪婪奢靡。贪婪,表现为对钱财物的渴望,本质上是私欲;奢靡,是追求物质享受,为了满足耳目声色口腹之欲。贪婪无度、奢靡腐化、无所作为是我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腐败的突出特征。西晋重臣何曾性格奢豪,一掷千金,“犹曰无下箸处”;他的儿子何劭更甚,每顿万钱还觉得没什么可吃的。石崇与王恺斗富,穷极奢侈,王恺虽然得到了其外甥晋武帝的资助,却还是斗不过石崇。整个统治集团的贪婪奢靡,使西晋官场后期毫无正气可言。身居高位的南朝门阀士族,占山锢泽,纵情享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却连马都骑不上去,基本的公务都不会处理。面对危难,只能坐以待毙。清王朝取得中原后,原本声名赫赫的八旗子弟,养尊处优、骄横偷安、聚赌挥霍、嫖妓放浪。到后期成了“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六不”寄生虫。
4.正气不张。权钱交易、用人不公、贪婪奢靡的结果是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正气不张。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崇拜的是金钱和能换来金钱的权力。著名的《钱神论》就形成于西晋时期,此文愤世嫉俗,是西晋后期“纲纪大坏”的写照,也是王朝将倾的征兆。南朝太守鱼弘经常对人说,我做官所到之地要“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人生如此短暂,不追求富贵欢乐还等到何时呢!“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因贪图享乐而亡国者何止一朝一代!
这种风尚下,踏实做事的人受到歧视和冷落。许多官吏以勤政为俗务,以空谈、交际为高尚,以享受、实用为标准。这些人不仅不按律法政令行事,甚至丧失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忠信不守、弄虚作假、寡廉鲜耻、纵欲无限、昏聩自傲、唯利是图。这样的腐朽统治即使不被人民起义的洪流推翻,也会因异族的入侵而灭亡或被统治阶级中的有识阶层所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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