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湖北公务员面试热点：过度医疗
2012年湖北公务员笔试已结束，笔试结束后广大考生应积极投入到面试备考中。面试对于大部分人并不陌生，然而，对于广大的公务员考生却变成了难事。他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很多考生笔试成绩很优秀，同时也进入了面试，但在此过程中却没有发挥出好成绩，使得他们无缘最后的成功。为此湖北公务员考试网（http://ww.chinagwyw.org/hubei/）特提供一系列公务员面试热点题型供广大考生参考，希望考生在面试中取得好成绩，考生在复习时可参考2012年湖北公务员面试备考专题。
过度医疗
【背景链接】
所谓过度医疗，是指医生违背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脱离病情实际需求，实施不恰当、不规范、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用药等。
2011年，深圳召开深圳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卫人委与各医院签订责任状,要求用3年的时间明显提高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能力。对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10名的医师,医院将进行公示,对于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10名的医师将在全院进行通报，将视情况予以警告、限期整改、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等处分,而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深圳一名患儿因无法排便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医院拍了十几次X光片，并称需进行高达10万元的手术治疗。但转至广州市儿童医院后，医生仅开了8毛钱的石蜡油就将病情治愈。
2012年初，一则“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的新闻，揭开了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
【标准表述】
[原因]
如今比比皆是的“看病难”与“看病贵”相结合，“大处方”与“大服务”相伴相随，抗生素滥用与检查项滥为交替出现，着实叫许多病友苦不堪言，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
其一，医疗改革某种程度助长了医疗机构的趋利性。
随着市场化和产权改革的不断深入，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逐渐淡化，追求经济利益导向在卫生医疗领域蔓延开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例如，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治好病。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其二，政府投入不足成为医院实施过度治疗敛财借口。
因为医疗体制市场化的不断演进，政府卫生投入绝对额逐年增多，但是政府投入占总的卫生费用比重却在下降。于是，政府的投入不足，被当成是医院“不得已而为之”的创收借口和敛财“挡箭牌”。其实，国家与政府在对医疗投入的绝对数逐年增加外，还对许多国立医院实行了医保定点政策，大量固定的患者在指定地点看病，无疑将带去大量治疗经费的涌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医院经最有效的支持。只是很多人忽视了“医保经费也是政府补助医院的重要方式”这点。就这个层面说，财政补偿不足绝不是、也不应是医院逐利的借口。
其三，医德医风滑落致使医院医生大多“眼睛向钱看”。
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医生本是治病救人的天使，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本是纯洁高尚的职业与领地，也被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经济关系。在过度医疗的利益链条上，医院和医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其四，医生有意误导患者以谋取“灰色收入”现象严重。
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医生通过强制进行全套检查、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动辄安装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利益之巨，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更有甚者，要红包、乱开刀;小病大治、重病乱治;有病没病先吊针、有关无关全检查;向已故病人继续收治疗费、向男患者收女性护理费等等。
[表现及危害]
一方面，医院和医生对过度医疗的潜规则习以为常，多让患者做两项检查、多给患者开点药在医疗行业司空见惯；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等的患者对多做的检查和多开的药敢怒不敢言。这种淤积在心底的疑团长期得不到排解，久而久之就会让患者对医院失去信任。
由此可见，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期积累，会导致医院失信的恶果。一旦患者对医院失去信任，不仅会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损害医院利益，更会因为患者放弃治疗等问题，危及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后果难以估量。
[措施]
过度医疗本身就是一种“医疗病”，治理这种病症，也需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
从医药卫生体制的角度看，过度医疗的泛滥，主要是由于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强化了医院对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的依赖，使医生收入与其处方行为等机械挂钩。针对这方面的成因，治理过度医疗，需要加快推进医改，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取消药品加成，实行医药分开，解除医院对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的依赖，切断医生收入与其处方行为的直接联系。
而从医德医风建设的角度看，遏制过度医疗的泛滥，则需要加强医疗职业道德教育和医生职业荣誉的培养，在医疗界大力强化以过度医疗为医疗职业之耻、医生人格之耻的观念。在医疗职业道德比较薄弱、医生职业荣誉比较欠缺的当下，这方面的工作听起来似乎有些虚化，却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可谓须臾不可或缺。
其次，医疗行政部门应严格监督、规范医生的医疗行为，对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加惩处。以用药为例，去年2月卫生部发布了《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卷）》，所遴选药品涵盖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的全部药物和部分常用药物，可以基本满足119种常见病及一些多发病、重大疑难杂症抢救、治疗的需要。有了这部权威的国家药典，监督、规范医生用药，惩治医生开“豪华处方”、过度用药，就有了更加明确的依据。现在需要出台像《国家处方集》那样的专业规范，针对医院盲目购置昂贵设备仪器，以及医生为患者过度检查、“豪华检查”，依法依规予以监管和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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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深圳召开深圳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卫人委与各医院签订责任状,要求用3年的时间明显提高医务人员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能力。对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10名的医师,医院将进行公示,对于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前10名的医师将在全院进行通报，将视情况予以警告、限期整改、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等处分,而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深圳一名患儿因无法排便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医院拍了十几次X光片，并称需进行高达10万元的手术治疗。但转至广州市儿童医院后，医生仅开了8毛钱的石蜡油就将病情治愈。
2012年初，一则“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的新闻，揭开了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引发了全社会的思考。
【标准表述】
[原因]
如今比比皆是的“看病难”与“看病贵”相结合，“大处方”与“大服务”相伴相随，抗生素滥用与检查项滥为交替出现，着实叫许多病友苦不堪言，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
其一，医疗改革某种程度助长了医疗机构的趋利性。
随着市场化和产权改革的不断深入，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逐渐淡化，追求经济利益导向在卫生医疗领域蔓延开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医院和房地产业一样，已经成为“暴利行业”。例如，重庆市一家三甲医院5年间的年收入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这其实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由于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政策，医院创收越多，奖金越多。因此，很多院长只想着如何让医院多赚钱，而不关心如何让患者少花钱治好病。现在，很多医院都在进行新一轮扩张，其背后隐藏的是难以抑制的逐利冲动。
其二，政府投入不足成为医院实施过度治疗敛财借口。
因为医疗体制市场化的不断演进，政府卫生投入绝对额逐年增多，但是政府投入占总的卫生费用比重却在下降。于是，政府的投入不足，被当成是医院“不得已而为之”的创收借口和敛财“挡箭牌”。其实，国家与政府在对医疗投入的绝对数逐年增加外，还对许多国立医院实行了医保定点政策，大量固定的患者在指定地点看病，无疑将带去大量治疗经费的涌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医院经最有效的支持。只是很多人忽视了“医保经费也是政府补助医院的重要方式”这点。就这个层面说，财政补偿不足绝不是、也不应是医院逐利的借口。
其三，医德医风滑落致使医院医生大多“眼睛向钱看”。
医院本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医生本是治病救人的天使，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本是纯洁高尚的职业与领地，也被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经济关系。在过度医疗的利益链条上，医院和医生都是既得利益者。”
其四，医生有意误导患者以谋取“灰色收入”现象严重。
医疗消费是医生主导的消费，而不是患者的主动消费。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多医生利用处方权，不断制造无效甚至有害的需求，把患者当成了牟利的对象。医生通过强制进行全套检查、大量使用高值药品、动辄安装心脏支架、人工关节收取回扣，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潜规则”。其数额之大、利益之巨，远远超出了医生的“阳光收入”。更有甚者，要红包、乱开刀;小病大治、重病乱治;有病没病先吊针、有关无关全检查;向已故病人继续收治疗费、向男患者收女性护理费等等。
[表现及危害]
一方面，医院和医生对过度医疗的潜规则习以为常，多让患者做两项检查、多给患者开点药在医疗行业司空见惯；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等的患者对多做的检查和多开的药敢怒不敢言。这种淤积在心底的疑团长期得不到排解，久而久之就会让患者对医院失去信任。
由此可见，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期积累，会导致医院失信的恶果。一旦患者对医院失去信任，不仅会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损害医院利益，更会因为患者放弃治疗等问题，危及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后果难以估量。
[措施]
过度医疗本身就是一种“医疗病”，治理这种病症，也需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
从医药卫生体制的角度看，过度医疗的泛滥，主要是由于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强化了医院对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的依赖，使医生收入与其处方行为等机械挂钩。针对这方面的成因，治理过度医疗，需要加快推进医改，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取消药品加成，实行医药分开，解除医院对药品收入和检查收入的依赖，切断医生收入与其处方行为的直接联系。
而从医德医风建设的角度看，遏制过度医疗的泛滥，则需要加强医疗职业道德教育和医生职业荣誉的培养，在医疗界大力强化以过度医疗为医疗职业之耻、医生人格之耻的观念。在医疗职业道德比较薄弱、医生职业荣誉比较欠缺的当下，这方面的工作听起来似乎有些虚化，却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可谓须臾不可或缺。
其次，医疗行政部门应严格监督、规范医生的医疗行为，对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加惩处。以用药为例，去年2月卫生部发布了《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卷）》，所遴选药品涵盖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的全部药物和部分常用药物，可以基本满足119种常见病及一些多发病、重大疑难杂症抢救、治疗的需要。有了这部权威的国家药典，监督、规范医生用药，惩治医生开“豪华处方”、过度用药，就有了更加明确的依据。现在需要出台像《国家处方集》那样的专业规范，针对医院盲目购置昂贵设备仪器，以及医生为患者过度检查、“豪华检查”，依法依规予以监管和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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