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考申论备考：《求是》精选（三十一）

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　探索和回答时代课题 
（孙正聿）

　　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任何重大理论问题的真实内容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着重大的理论问题。从现实问题中揭示出理论问题，并以理论方式把握和回答现实问题，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为根本的社会责任。

　　一、增强面向实践的理论自觉

　　自觉地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首先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重新理解理论。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理论，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解释功能、规范功能、批判功能和引导功能。

　　理论具有对实践的解释功能。理论的概念系统凝结着人类的认识史，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因而能够对实践的对象作出说明解释，并以概念的逻辑体系的形式为人们提供历史地发展着的世界图景，从而规范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首先就是自觉地构建具有时代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当代水平上重新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构建当代水平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并以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理论具有对实践的规范功能。人不仅是现实的存在，而且是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的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也就是把主观的目的、愿望、理想和意志变成客观现实的活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理论不仅规范人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而且规范人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因此，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就要在理论层面反省和规范人们的实践活动，努力实现实践活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知”与“行”的统一。

　　理论具有对实践的批判功能。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是对实践活动、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的批判性反思。人类追求自己目的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理论首先是作为实践活动中的新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目的性要求而构成实践活动的内在否定性，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人类的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质，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因此，对实践活动的正、负“双重效应”的评价，总是包含着评价实践活动的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的矛盾。因此，实践需要理论反思、批判实践活动并促进实践活动的自我超越。理论以其自身的概念系统审视和反省人的思想和行为，并质疑和矫正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理论的批判功能的集中体现。

　　理论具有对实践的引导功能。理论的引导功能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它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价值规范。每个时代和每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互抵牾的价值冲突，并具体地表现为社会的价值规范和价值导向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认同的冲突。这种价值冲突，直接关系到人们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的方式与途径，并因而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这就必须发挥理论对现实的引导功能，以使实践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二、探索面向时代的理论课题

　　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时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6页）我们所面对的“中国问题”，并不是地域性的“中国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时代性问题和世界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以理论方式提出、探索和回答我们时代的重大的现实问题。

　　人类的实践活动历史地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历史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并因而构成了人类存在的相互区别的历史时代。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历史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204页）正是以“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为“测量器”和“指示器”，通常把人类文明形态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而所谓的“后工业文明”又常常被表述为“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新能源时代”和“绿色文明时代”。从理论上研究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从而在时代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上深入地认识和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技术创新的内涵，是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的重大课题。

　　人与世界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这些关系。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的。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当代人类实践活动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恩格斯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83页）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发展”需要解决的最为严峻的迫切问题。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市场经济试图将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渗入整个社会生活，这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构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严峻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如何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连接起来，实现一种正比关系，就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课题。而科学发展观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回答。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种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而且体现了争取人类解放和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根本目标。因此，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开阔的理论视野研究和阐述它，是当代中国学者的理论使命。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个时代的社会思潮，都是该时代人类关于自身生存状况及其意义的文化表达。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使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不断地得到确认和彰显，公民意识日益成为每个人的最基本的自我意识，幸福和尊严日益成为每个人的最重要的自觉追求。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消极负面影响也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道德，“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5页）耻言理想，蔑视道德，躲避崇高，拒斥传统，不要规则，这种消极的社会思潮深化了当代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就要对这种文化危机作出积极的反应、批判的反思、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人的文化家园、精神家园。

　　三、强化面向学者的学风建设

　　自觉地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不仅需要理论工作者增强面向实践、面向时代的理论自觉，而且需要理论工作者加强自身的学风建设。

　　学者是学术的人格化。一个国家的理论水平、学术水平，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水平，则取决于学者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形成的理论创造力。对此，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有两句名言：一是“姓钱不爱钱”，一是“离经不叛道”。前一句表达的是一种人生境界，后一句表达的是一种学问境界，合起来就是“为人为学、其道一也”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我们的学风建设所追求的境界。

　　“不爱钱”，就是淡泊名利，就是不追名逐利。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爱钱”而追名逐利，把名和利作为搞学问的动力和目的，就会丢弃真诚的研究、真切的思考和真实的思想，就会“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灵光”，把学术变成垃圾，把学者变成骗子。“不爱钱”，才能“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才能“美其道而慎其行”，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严肃的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当中去，以理论的方式提出、探索和回答重大的时代性课题。

　　“离经不叛道”，表达的是破除什么和坚守什么的学问境界。“离经”，就是不因循守旧，不照本宣科，不人云亦云，不搞教条主义，就是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从理论研究说，继续解放思想，就是继续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唯上唯书、脱离现实的研究方式中解放出来，从僵死枯燥、空洞说教的话语方式中解放出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推进理论创新。“不叛道”，就是不背离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不背离面向现实的学术旨趣，不背离勇于创新的批判精神，不背离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沿着马克思主义开辟的理论道路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离经”而“不叛道”，才会在理论研究中大有作为。

　　“姓钱不爱钱”和“离经不叛道”，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具有为人为学的大气、正气和勇气。大气，就是有高远的志向和追求，有高尚的品格和品位，有高明的见地和思想；正气，就是有“抑制不住的渴望”，有“直面事情本身”的态度，有“入木三分骂亦精”的胸怀；勇气，就是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信念，有“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的追求，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理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博大的人文情怀、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最为重要的品质，也是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并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

　　（作者：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进退留转 
（李源潮）

　　从今年开始，省市县乡四级领导班子将自下而上集中进行换届，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对换届工作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坚定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善于领导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坚强领导集体。要进一步严肃组织人事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领导干部是换届的当事人，能否正确对待进退留转，考验着领导干部的党性觉悟和胸襟气度，直接关系换届风气，关系党的形象。现在，换届工作正在各地陆续展开，将涉及十几万领导干部的进退留转。这里，我着重就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进退留转讲点意见。这是当前各级领导干部联系实际提高党性修养的重点内容。

　　干部进退留转，“进”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换届中将有一批优秀干部新进领导班子，这是党的事业发展进步的需要。一个干部希望在换届中得到提拔，能挑更重的担子，能有更大的干事平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每个干部都要客观地认识到，在任何一次换届中，能被提拔的干部总是少数，这是由我们下大上小的干部层级结构所决定的。因此，领导干部对工作要有进取心，对升迁要有平常心。在换届时要将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放在第一位，将自己能不能进班子放在第二位。干部的进步迁升表面看是组织培养选拔和干部个人努力工作学习的结果，从本质上看则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的结果。只有那些把党和人民事业的进步当成自己进步追求的人，才最应该得到组织的提拔和重用。能不能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第一位，这是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和思想品德最重要的表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多把革命事业的“进”放在第一位、把个人职务的“进”放在第二位的共产党人。老一辈革命家张鼎丞同志推辞中组部部长和请辞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故事，至今还在干部中传为美谈。因此，领导干部在换届中要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客观地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衡量自己和他人，正确地行使民主权利和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坦然接受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选择，而不能过分计较个人的职务迁升，不能过分强调自己的资历和贡献，不能过分褒贬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防止心理失衡，防止言行失度，防止党性失规。尤其是不能碰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的高压线。最近有位省会城市的市长，在省人代会期间因未被列为副省长候选人而产生不满情绪，指使他人向多位代表发短信干扰选举，结果被举报查处，省委已免去他的市长职务。他的失衡、失度、失规，既破坏了选举的风清气正，也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一个优秀的领导干部应该有很宽的政治胸襟，包括在个人职务上能进退自如。领导干部在换届中，进，要更加感谢党和人民的信任，更加谦虚地努力学习，更加负责地对待责任，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没进，也要心态自如，服从组织的安排，不失工作的动力，保持学习的上进心，坚守清正廉洁的底线。

　　干部的“退”，也是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需要。每到换届总有一批干部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自然规律，也是党和国家的制度规定。对退出领导岗位，多数同志都能愉快接受，有的同志还主动让贤。去年以来，已有5位正部级领导干部未到任职年限，主动要求从现任岗位退了下来。但也有少数同志有两种担心，一是担心自己欠的人情未了，急于安排“跟随者”；二是担心退下来后讲话没人听，急于安排“办事人”。这两种担心都很容易诱发用人失规。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党管干部”制度，所有的干部都是党的人。当你的一个下级工作很努力的时候，他既是在支持你的工作，更是为党的事业作贡献。领导干部过龄总是要退下来的，但是组织不会退。党组织总是要根据干部的德才和实绩使用干部的，对“有功之臣”党是不会忘记的。党组织按标准和程序用人，相对来说总比较公道、比较公正、比较公平。而领导干部在退下来之前匆匆忙忙“论功行赏”用人，难免会有偏听偏信之误，难免会有亲亲疏疏之嫌，难免会有被表象迷惑、上当受骗之险。弄得不好，不仅会刺激跑官、要官、买官之风，而且会败坏领导干部一辈子公道正派的名声。其实，一个领导干部的退，是退出了岗位，退出了权力，退出了职责，退出了繁忙，要退得心宁、退得无愧、退得健康、退得气和。但在另一方面，领导干部退岗只是政治生命中的转乘站。党员干部退岗退的是职务而不是党籍，共产党员的政治觉悟不能退，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不能退，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不能退，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形象不能退。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同志，一辈子忠于党的事业，一辈子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一辈子没有用公权给家人和家乡办私事，退休后没有到省城安享晚年，而是回家乡带领大家艰苦造林，一干就是22年，把几万亩荒山秃岭变成了青山绿水。最近，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向杨善洲同志学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自觉实践党的宗旨，努力做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退下来的领导干部，应该向杨善洲同志那样，退位不褪色，始终不忘共产党人的责任和追求，一辈子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干部的“留”，是保持领导班子稳定和工作连续性的需要。换届不是换班，多数干部还要留任。从以往看，留任的同志绝大多数不计较、不攀比，与新进班子同志团结一心，共同开创工作新局面。但也有少数人片面地与提拔了的同志比，看不到人家的长处，心里不服气；有的摆资格、闹别扭，影响班子团结。干部队伍客观上是个金字塔结构，越往上职数越少，“天花板”现象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干部队伍中符合进班子条件的优秀人才很多，能进入领导班子并在换届中继续留任就很不容易，而且干部留任都要经过民主测评关和组织考察关。能留任既是事业的需要，也是组织和群众的信任。所以，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留任，留要知足，留要自省，留要加油，留要奋进。

　　干部的“转”，主要指平职交流，这是优化干部资源配置、培养锻炼干部的需要。江泽民同志指出，干部交流好处很多，一是可以开阔视野、增长才干，二是有利于摆脱各种复杂人际关系的缠绕，三是会使干部在工作中更勤奋、更谨慎。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组织全面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按照这次换届的政策，换届中将有不少干部会平职交流到新的岗位。对转岗交流，许多同志不挑不拣，有些同志还主动要求到困难多、条件差的艰苦地区工作锻炼，表现了很高的觉悟。但也有些同志只愿意交流到条件好的地方、待遇高的部门、权力大的岗位，不愿意去条件较艰苦、情况较复杂、困难较多的地方或单位，不愿从热门单位转到所谓的冷偏单位。这些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实践证明，越是条件差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越是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长才干，只要沉下心来干事，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干出一番事业。四川营山县城南镇原党委书记文建明，在基层摸爬滚打30年，先后在4个乡镇担任党委书记16年，每到一个乡镇都干出了突出成绩，被誉为“营山焦裕禄”。去年中央机关交流到地方任职的65名局级中青年干部，48人到中西部地区工作，12名局级干部下去担任县委书记，以积累担任地方党委一把手的工作经验，受到了从中央领导到网上群众的好评。转岗干部要珍惜交流换位的好机会，把交流作为干事创业的新机遇，勇于接受新的挑战，虚心向新单位的干部群众学习，扑下身子干实事，在新岗位上创造新的业绩。

　　领导干部要过好进退留转这道关，最根本的是要有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坚持把实现个人追求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人民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正确看待个人利益，正确看待个人得失，正确把握利益关系，多想想为党和人民事业而牺牲的英烈们，多想想那些至今衣食住行仍然有不少困难的群众，多比比那些为党和人民任劳任怨辛勤工作的模范人物，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淡泊名利，克己奉公，努力实践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做到“进”者奋发有为、“退”者心情愉快、“留”者意志不衰、“转”者迎接挑战。

　　引导干部正确对待进退留转，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负有重要责任。组织部要关心进、退、留、转的干部，主动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或组织部长不仅要与换届中“进”的干部谈话，指出努力方向，提出严格要求，而且要与换届中的退、转干部谈心谈话，了解真实思想，帮助调适心态、消除顾虑、解决困难，充分调动和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

　　（本文系李源潮同志在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2011年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发表时略有删节。）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威胁着世界的和平稳定，一些地区和国家内部纷争迭起、动荡不安。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宁之际，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民族和谐、社会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之所以稳定与发展、中国人民之所以安居乐业，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并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复兴之路，是人民幸福之路。

　　关于这条道路，在前不久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指出：经过长期奋斗和探索，中国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八个确立”，深刻地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也指明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方向。

　　同时，吴邦国同志郑重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五个不搞”，进一步厘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具体区别，是坚持中国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障。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其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这是符合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实际的政党制度，也是保证执政党和参政党高度协调、高效合作的政党制度。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历史地证明了这种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合作关系，形成这种关系的坚实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而共同担当、共同努力。这种关系根本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中的多党轮流执政、相互对立、相互倾轧的竞争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多党轮流执政，是代表不同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政党，为了各自政党和集团的利益拼死相争、相互恶斗。这不但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也罔顾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多党轮流执政不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政党制度形成过程，不符合中国人民一心一意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更没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

　　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马克思主义是被1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南，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科学、坚持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要始终坚定不移。

　　在当前中国社会，虽然随着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日益深入，社会的利益关系也日益复杂和多样化，但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是一致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或主张，能够最广泛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不顾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必然把谬误同真理混为一谈，其结果必然是动摇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进而动摇我们的整个事业。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发展形势，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道路和制度形式，最终形成和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保证这种国体能够实现的政体，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既有分工合作、又能集中统一的政治原则，是适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和政治要求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体现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有效支持和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密切合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50多年来的成功实践，证明它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实际的政体形式，是能够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体形式。

　　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采取的众议院、参议院（或上院、下院）构成议会主体，两院共同行使立法权的“两院制”议会形式，是适应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时的各种政治力量平衡妥协的需要，反映了各国自己的政治制度形成历史，是保证不同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利益的制度机制，根本不符合中国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更不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三权鼎立”和两院制在实际运作中，不但造成不同机关相互扯皮、相互诘难，而且难掩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行政权不断膨胀的事实。

　　不搞联邦制

　　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总体是单一制，这是符合中国政治发展实际的制度架构，既能保障中央政府权力的有效集中和统一协调，又能充分尊重地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从而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高效统一地促进各项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根据紧迫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推进的实际需要，中国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总体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单一制制度。而在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地区，为了充分尊重各民族的自治权利，有效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之后，在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架构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赋予特别行政区政府高度的自治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联邦制，在联邦政府和自治地方政府之间实行高度的分权、甚至制衡，只是各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发展历程的产物，并不符合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不搞私有化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一个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进行了不懈探索，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防止两极分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巩固提供强大物质基础，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有利于调整和优化所有制结构，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引进吸收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反对私有化。这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所决定的。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搞私有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蜕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劳动人民势必会基本上或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势必出现贫富悬殊，导致少数人拥有大量资本，而多数人陷于赤贫，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主义制度难以继续存在。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如果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就难以保障。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振兴和发展我国经济的正确道路。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私有化，就必然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的改革发展引上邪路。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最高殿堂。吴邦国同志在这一庄严场合郑重提出的“八个确立”和“五个不搞”，反映了国家的意志、人民的心声。20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创伤犹未消弭；如今西亚、北非混乱的社会、动荡的政局、纷飞的战火，也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内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殷鉴不远，让人警醒。我们要本着对人民利益负责、对国家前途负责、对民族复兴大业负责的态度，珍视为实践所检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坚守这些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的重大原则，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

　　（执 笔：房 宁　周少来　王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