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始于产权确定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后，各地就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实就宏观而论，文化产业是不是要大发展大繁荣，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行业，早就没有什么争论了。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中少有的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行业，是经济周期进入低谷时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美国出版传媒电影等文化产业逆市兴起，《华尔街日报》就从那一年开始成为世界性媒体的历程，好莱坞也从秀兰·邓波儿的儿童剧出发，成就了80多年商业大片的奇迹，成为美国最为著名的无烟工业。数据显示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G D P占比超过25%，不仅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还实质造成了美国文化的“全球化”。
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思路，但一些基本的文化产业得以市场化运行的条件，却可能是共通的，甚至是可以借鉴的。
比如这次“决定”第六条第一款，在提到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时强调：“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培育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其实就指出了一个全球文化产业运行都面临的具体的财务权益问题，要达成这个目标，不仅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实现文化产业内容制造的市场化运行和文化产业意识形态监督的分别管理。
美国文化产业的一些世界级公司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象征，但现在的财务权益并不都在美国人手里。《华尔街日报》成了澳大利亚新闻集团旗下报纸；好莱坞最大的制片厂之一哥伦比亚影业由日本索尼控股。尽管这样，却没人说《华尔街日报》和好莱坞不代表美国文化的“全球化”，也没有谁敢说这些美国文化产业中的大公司背离了美国的基本精神。
原因很简单，在这些公司进行财务权益交易时，大都在内容制造和高管安排上做了非财务的安排。虽然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实际财务控制人的影响，但核心文化内容的制造机制及其监管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文化产业要想大发展大繁荣，要想成就如此这般的中国文化的“全球化”，也需要建立健全统一标准的财务权益、文化内容制造和文化从业人员的管理机制。
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媒体之间，相互联合重组做大做强做好的障碍不少，有的完全不合理，有的异常滞后，因此形成诸多不同的利益圈，很难找到文化企业可以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下的合并方法。别的不说，单人员就很难跨地区流动。比如现在你很难想象一家上海的报业集团去管理一家安徽的报业集团，因为二者完全从属于不同地区的宣传机构。
但这不是不能克服的障碍。因为文化产业的核心是由知识产权形成的版权资产，它不仅相对容易确定，也能以此为基础形成合乎市场交易要求的文化产业的财务权益。假如中国所有出版传媒公司的内容制造都做成有财务权益标准的版权资产，跨地区、跨所有制乃至跨不同媒体的合并就能实现。因为所有的产权及其归属资产无一例外都是可以交易和投资的。而这种市场行为一旦形成，大而强的文化企业就不会只是梦想。
至于人员跨地区流动及内容制造的自由度是否会过于宽泛，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可以严格规定文化产业，特别是出版、电视等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资格，就像金融机构的高管需要资格认证一样，从事中国文化内容制造商的管理人员，也需要到相应的监管机构去认证，无法管理的风险实际并不存在。
一句话，“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始于文化产业产权的确定。其确定的方式和其他产权一样，完全可以在市场上定性和定量进行交易和投资，而不会改变它的文化属性和意识形态的性质，这已为我们生活的日常经验所证明，比如买书并不改变版权是作者的，买电影票也不会改变票房收入是制片人的财务收益———而无论如何书和电影的文化性质都不会在这样的市场交易中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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