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公务员面试热点 中国梦与中国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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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里说得很清楚，中国梦的主体是中华民族，依据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主题及其所决定的基本历史实践，圆梦之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艰难探索、最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离开这一确定的政治内涵谈论中国梦，就难免走偏。
一、用西方政治制度塑造中国人的未来之梦，在今天已是暗潮涌动，然而，背后隐含着的却是历史的颠倒和是非的混淆
在当今中国，有一种观点试图用“非意识形态化”解读现代化，视资本主义现代化为“普世价值之路”，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区别，从而兜售“西化梦”特别是西方“宪政梦”。那么，我们首先应看一看，这个梦是如何出现的?它给中国带来过什么?
17世纪英国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被当作是近代宪政制度的开端。他们把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等作为奠定了英国宪政基础的宪法性文件，把洛克看作是宪政理论的奠基者。洛克宪政理论的实质就是确保资产者的利益：只要财产得到正当保护，就是正义的，其他一切政治价值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是要服从于这一优先理念的;财产是至高无上的，其他的都是从属。20世纪美国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就怀疑洛克给予个人权利是为了保障大多数人的思想，他说：“洛克把多数人的权力视为对坏政府的制约，以及反对暴虐政府的最后凭借;他并不把它视为政府的替代物，或者就等同于政府。他认为，平等与公民社会是不能相容的。……最要紧的是，由于自我保全和幸福要以财产为前提，因而公民社会的目的就可以说是保护财产，保护社会中富有的成员免于贫困者的索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9页) 施特劳斯不仅明确否认洛克的这种政治学说，而且指出洛克的政治学说本质上是为有产者服务的，只有富有者才享有政治权利，财产上的不平等可以合理地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人们进入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其财产。
有一种观点认为，1840年后列强最初来到中国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由于我们不懂市场经济、不按市场经济规则办事，西方列强为了使我们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而征服了我们，因而回顾历史应当忏悔的是我们。这种观点不仅一笔勾销了帝国主义在鸦片战争之后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而且臆造了资本的平等自由本性，令稍有头脑的人都瞠目结舌。马克思曾经在1857年3月写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指出：“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
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在19世纪末期力图实行宪政以使中国走向富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中国比较早地提出西式宪政蓝图。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把制定宪法视为变法的总纲领，在他上呈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称，“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日本如此而成效大著，中国今欲大改法度，可采而用之”。但这种“宪政梦”很快就凋零在封建专制的寒风之中。进入20世纪，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1906年，清政府发布上谕仿行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说穿了，这种西式宪政梦不过就是帝制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宪政三阶段”理论。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以宪政下的民主程序限制专权保障民国。但他的梦想很快就被军阀混战击碎了。
这些梦想为什么都遭到了失败呢?第一，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是保护资产者利益的政治制度，不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制度。第二，资产者讲的政治制度梦想是以多党制为基础的，是不同的资本利益集团合法实现自己利益的政治表达，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进行合法分利剥削的政治基础。第三，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
在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中，多政党制度被认为是消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效手段。他们认为，只要用多党制悬空了共产党，人民群众的权利就能实现。这是一个极大的陷阱。它打的是“民意”和“权力制衡”的旗号，可是它永远回答不了，今天最为完善、文明的西方社会，发展成果却依然为少数人享有，依然存在着1%和99%的对立，最后只能退守到“投票民主”的西式民主，能够真正表达民意吗?马克思主义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人民如果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金钱统治及其思想统治，就只能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一盘散沙”而为少数人所统治。只有在先进理论和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成为“有机的社会多数”，才可能当家作主。因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的党，才能真正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只有这样的党，才能真正高举宪法的旗帜，做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真正做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依宪行政。
二、命运引发梦想，道路决定命运，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扎根于中国道路之中的中国梦，真正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不同的梦，植根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和世界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屈辱命运和艰难抗争，无不和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紧密联系。如何看待这种入侵，成为全部道路之争的焦点。在“西化”的观点看来，入侵尽管也伴随着血腥和压迫，但其带来了现代文明则是历史的进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入侵虽然依靠了现代文明，却不能使被侵略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因而不仅本质上是野蛮的，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这一认识成为催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重要依据。列宁依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出于高度依赖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需要，“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的事实，不仅论证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解放的出路。(《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5页)毛泽东依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经验，确立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发展方向，并庄严宣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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