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评：红会第三方监督为何引发质疑
13日上午，周筱赟在微博爆料，称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实质就是“红会养的公关部”，其实际控制人王永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之间涉嫌商业利益交换关系，对于这一指责，王永表示否认。
纵观最近红十字在网络上的相关争议，绝大部分都来自于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相关动作。但是此次周筱赟所指出的争议，源于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近日当选“2013年中国十大品牌女性”，而颁奖机构“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的秘书长王永，同时也是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监督委员会成员给被监督机构负责人发奖的行为，从程序上并不违法，也可以用“内举不避亲”来解释，但是瓜田李下的事情还是越少越好。
观察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相关委员名单，可谓阵容豪华，但是其最近引人注意的，是芦山地震前后，宣布将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调查地方红会虚开救灾药品发票案，调查红会工作人员开车中途甩下志愿者事件等。但监督委员会的角色却让人感觉模糊，它在接受社会申诉并作出回应和处理的时候，没有严肃的工作流程和回应机制，更多的是让人感觉到是个人偏好而非制度性的监督。
如果社会监督委员会仅仅是在红会信任度低的时候，借助社会名流作为一个第三方独立声音的传声筒，关注一些热点话题，这样第三方监督，还不够。
公益慈善组织并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误，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都出现过贪污、挪用等事件，但并没有引起红会信用的崩溃，不仅因为所有的事件都在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得到了解决，责任人被追究。更多是因为公众相信，这样的机构出问题不可怕，有可靠的机制能够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对认真做事的人可以宽容。
红会建立的社会监督委员会第三方监督机制，国外慈善同行较少采用。类似的监督机制，国外最值得借鉴的就是欧洲议会监督专员制度（ombudsman），督察专员由议会任命和批准经费，但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监督专员记录公众的申诉并加以调查，向申诉者和被调查的机关报告他们调查的结果。
社会监督委员会如果要发挥实质作用，完全可以尝试在红会最重要的环节参与实质工作，一个是捐款异议，一个是采购支出异议，还有一个就是贪腐案件调查。比如芦山地震中，监督委员会可以主动观察红会在一个具体案例中如何接受捐款，如何统计汇总，并对流程提出改进意见。同时，也可以针对本次救灾中的大宗物资采购做独立调查，查阅相关的采购流程和书面文件，对采购环节进行评估。在此之外，也可以接受公众举报并独立调查。
国外慈善行业因为长期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外部审计制度，可以取信于公众。而我国的慈善行业还处于发展中，红会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要想树立社会公信力，须在制度化和专业化改革上下足工夫。
纵观最近红十字在网络上的相关争议，绝大部分都来自于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相关动作。但是此次周筱赟所指出的争议，源于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近日当选“2013年中国十大品牌女性”，而颁奖机构“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的秘书长王永，同时也是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监督委员会成员给被监督机构负责人发奖的行为，从程序上并不违法，也可以用“内举不避亲”来解释，但是瓜田李下的事情还是越少越好。
观察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相关委员名单，可谓阵容豪华，但是其最近引人注意的，是芦山地震前后，宣布将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调查地方红会虚开救灾药品发票案，调查红会工作人员开车中途甩下志愿者事件等。但监督委员会的角色却让人感觉模糊，它在接受社会申诉并作出回应和处理的时候，没有严肃的工作流程和回应机制，更多的是让人感觉到是个人偏好而非制度性的监督。
如果社会监督委员会仅仅是在红会信任度低的时候，借助社会名流作为一个第三方独立声音的传声筒，关注一些热点话题，这样第三方监督，还不够。
公益慈善组织并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误，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都出现过贪污、挪用等事件，但并没有引起红会信用的崩溃，不仅因为所有的事件都在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得到了解决，责任人被追究。更多是因为公众相信，这样的机构出问题不可怕，有可靠的机制能够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对认真做事的人可以宽容。
红会建立的社会监督委员会第三方监督机制，国外慈善同行较少采用。类似的监督机制，国外最值得借鉴的就是欧洲议会监督专员制度（ombudsman），督察专员由议会任命和批准经费，但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监督专员记录公众的申诉并加以调查，向申诉者和被调查的机关报告他们调查的结果。
社会监督委员会如果要发挥实质作用，完全可以尝试在红会最重要的环节参与实质工作，一个是捐款异议，一个是采购支出异议，还有一个就是贪腐案件调查。比如芦山地震中，监督委员会可以主动观察红会在一个具体案例中如何接受捐款，如何统计汇总，并对流程提出改进意见。同时，也可以针对本次救灾中的大宗物资采购做独立调查，查阅相关的采购流程和书面文件，对采购环节进行评估。在此之外，也可以接受公众举报并独立调查。
国外慈善行业因为长期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外部审计制度，可以取信于公众。而我国的慈善行业还处于发展中，红会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要想树立社会公信力，须在制度化和专业化改革上下足工夫。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