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评：再查“郭美美”能否重塑红会公信
据《新京报》报道，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日前表示，社监委内部已经对重查“郭美美事件”达成初步共识，红会也表示愿配合这次调查。王永坦言，此次芦山地震后，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开展救援的中国红十字会，却遭受了公众质疑，“让大家达成共识，是决定启动重新调查程序的一个主要原因”。
芦山地震之后，红会的确是麻烦不断。“收取台湾红会500万元‘买路钱’”，“救灾物资超20小时没下发”，“购救灾药品多要发票”……多数被证实是谣言，这也从侧面证明，民众对红会的不信任。在这种动辄得咎的语境之下，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或许是一个契机，但查什么、怎么才能“达成共识”，仍需消除疑虑。
决定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是红会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这个机构就是“郭美美事件”之后，红会为了加强“他律”而成立的，起监督红会的作用。近日红会遭遇的一些质疑，红会监督委员会也及时进行了针对性调查，起到一定释疑作用。
但问题在于，对“郭美美事件”，2011年7月，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给出过调查结果——“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没有任何关系”。这次的调查，还能调查什么？
其实，“郭美美事件”之所以让公众念念不忘，根源还在于，这一事件暴露了红会的深层次问题——封闭运行、信息公开严重滞后，加之体制、机制不顺等，众多红会“内部人”、地方分支机构肆意透支公益事业声誉。几乎每一次“质疑”、“辟谣”的过程，都会导致一次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不过是这一连串危机中的标志性事件罢了。
“郭美美事件”的真相或许并不复杂，但教训足够深刻。要想重塑公信，根本之道不是想办法和郭美美“切割”，而是对目前红会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曾表示，“相对于国外同类组织，中国红会的身份比较尴尬”，也表态红会将在体制上完善内部治理，在机制上堵塞漏洞。
包括“郭美美事件”在内的很多涉及红会的事件，问题主要出在红会一些分支机构。但在治理结构上，红会总会和分会是“两张皮”，财务、人事、业务等是分开管理。如何在制度上理顺，是难点所在。红会监督委员会在这些方面多发力，或许比再查“郭美美事件”更有价值。
当然，针对“郭美美事件”这样的个案调查并非不需要，但如果要重查的话，不能停留于查郭美美和红会的关系，而要以此为切入，找到问题背后的体制原因。从制度上对症下药，帮助红会祛除利益取向、回归公益价值，才是维系、并重建红会公信力惟一也是最便捷的途径。
芦山地震之后，红会的确是麻烦不断。“收取台湾红会500万元‘买路钱’”，“救灾物资超20小时没下发”，“购救灾药品多要发票”……多数被证实是谣言，这也从侧面证明，民众对红会的不信任。在这种动辄得咎的语境之下，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或许是一个契机，但查什么、怎么才能“达成共识”，仍需消除疑虑。
决定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是红会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这个机构就是“郭美美事件”之后，红会为了加强“他律”而成立的，起监督红会的作用。近日红会遭遇的一些质疑，红会监督委员会也及时进行了针对性调查，起到一定释疑作用。
但问题在于，对“郭美美事件”，2011年7月，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给出过调查结果——“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商红会（商业系统红十字会）没有任何关系”。这次的调查，还能调查什么？
其实，“郭美美事件”之所以让公众念念不忘，根源还在于，这一事件暴露了红会的深层次问题——封闭运行、信息公开严重滞后，加之体制、机制不顺等，众多红会“内部人”、地方分支机构肆意透支公益事业声誉。几乎每一次“质疑”、“辟谣”的过程，都会导致一次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不过是这一连串危机中的标志性事件罢了。
“郭美美事件”的真相或许并不复杂，但教训足够深刻。要想重塑公信，根本之道不是想办法和郭美美“切割”，而是对目前红会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曾表示，“相对于国外同类组织，中国红会的身份比较尴尬”，也表态红会将在体制上完善内部治理，在机制上堵塞漏洞。
包括“郭美美事件”在内的很多涉及红会的事件，问题主要出在红会一些分支机构。但在治理结构上，红会总会和分会是“两张皮”，财务、人事、业务等是分开管理。如何在制度上理顺，是难点所在。红会监督委员会在这些方面多发力，或许比再查“郭美美事件”更有价值。
当然，针对“郭美美事件”这样的个案调查并非不需要，但如果要重查的话，不能停留于查郭美美和红会的关系，而要以此为切入，找到问题背后的体制原因。从制度上对症下药，帮助红会祛除利益取向、回归公益价值，才是维系、并重建红会公信力惟一也是最便捷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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