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政法干警面试热点：标签泛滥的结果是新闻的退化
浮躁的舆论生态中，一些记者用脚采访、挖掘真相的能力在退化，不过，坐在电脑前编名词、贴标签、造概念的本领却见长，每天都能看到记者创造的不少名词和概念：今天这个“族”，明天那个“代”。几天不看新闻，就OUT了，完全跟不上这些由新标签新概念编织的魔幻现实。
比如30日的新闻中，我起码看到了两个新标签。一个是某媒体创造的“蚁硕”——就是那些读了硕士后尚未找到工作而蚁居在城市的人，他们的就业率不如本科生，有报道称一个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伤不起的老父气极服毒。另一个标签叫“摊二代”，是指以摆摊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城市摊贩子女，媒体称“摊二代”是被城市遗忘的孤独人群。
这两个标签还算比较贴切，确实反映了某种社会现象或问题。可有时媒体创造的标签，则过于牵强附会。比如某些地方的超市发现方便面常被人捏碎，媒体记者就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把个案上升为普遍现象，给捏方便面的人贴上一个叫“捏捏族”的标签，称当下很多都市白领工作生活压力太大，于是到超市去捏方便面释放压力。这种生拉硬扯的标签让人哭笑不得。
我并不想探讨和分析标签的命名术，教人创造一个生动贴切的标签，而是想说，无论多么贴切，标签化和概念化都不是一个好习惯，无节制地使用标签，会使媒体的报道能力发生退化。
很多标签，在初现之时，尚能够贴切地描述某种社会现象，可随着标签无节制地滥用，标签变成了“标签化”，就逐渐脱离了原初定义而异化为一个刻板的概念。比如现在媒体滥用的“官二代”、“富二代”、“独二代”、“农二代”、“屌丝”、“公知”等等，从新闻标题到身份定位，再到新闻的叙事话语，各种各样的标签泛滥成灾。一篇报道，经常很少看到具体的人，而充斥着各种流行的标签：一个“官二代”恃强欺弱的故事，一个“富二代”利用关系挤掉“农二代”的故事，一个屌丝的奋斗史，一个民间烈女反抗淫官的经历。
标签化会导致两大恶果。其一，预设着立场，传递着偏见，将先入为主的刻板认知嵌入新闻事实中，影响读者的判断。
因为这些标签，在定义和命名的时候，本身都已经融入了命名者的价值判断和倾向。比如“富二代”就是一个贬义词，而“摊二代”这个标签则满含悲情和同情，对应着被抛弃被欺凌被遗忘，社会欠他们的，它一“出生”就带着某种道义上的优越性。每当我们使用这种标签的时候，预设的立场就会植入事实的描述中。新闻也就无法保持客观了，当一个记者报道说一个“富二代”与“摊二代”发生冲突时，已经有了明显的倾向。
另一大恶果是，左右着公众的判断，使公众放弃了对具体新闻事实的关注。面对一堆由各种标签描述的新闻，人们不再关心现实中具体发生了什么，而是会根据标签的想象去编织“事实”。看到了“官二代”这个标签，他们就不再关心这个人在具体现实是怎样一个人，他在这起事实中到底做了什么，只会根据这个标签去想象：他一定是飞扬跋扈的，一定不讲理，一定是依仗权力横行霸道，一定不是个好人。有了这种想象，再多的事实都听不进去了。他只会相信自己由想象拼凑的碎片，而拒绝接受客观的描述。
标签往往都是成双成对，它对应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是非善恶观：飙车的“富二代”，受害的一定会是一个“凤凰男”;无助的“摊二代”，一定面对着一个凶神恶煞、妖魔化般的城管。
标签方便着公众的认知和记忆，复杂的事物，一个简单的标签和概念就可以说清，却影响着对事物的全面和客观的认知。媒体的报道，恰恰应该是去标签的，当公众用标签化的思维看待现实中的冲突时，媒体应该就事论事，去除覆盖在事实上的种种标签迷雾，还原事实真相，还原当事人本原的身份。
标签化还破坏着公共空间的交流，在观点的交锋中，不是就观点展开论争，而是互贴标签，你骂我“公知”，我骂你“五毛”，结果就是斯文扫尽的互吐口水，无法形成理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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