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公务员考试：以制度创新释放新型城镇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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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举办的“城镇化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人口城镇化的政策与体制”第7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与会中外专家就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展开了探讨。
一、顺应城镇化大趋势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许多矛盾、问题，大都与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相关。要充分释放城镇化巨大的内需潜力，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创新。
中国银行[-0.34% 资金 研报]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体制的设计是要形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制度也需要改革和调整。城镇化是一个客观趋势，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顺应这个趋势，改革不相适应的体制与制度。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既有认识上的原因，更有体制的和利益导向的原因。例如，在当前土地转让制度下，地方政府征地再卖地，可以获得大笔收入，大量投资城市建设，做大GDP，进而给地方政府带来政绩。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
二、创造条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1. 户籍制度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改革。迟福林指出，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居民之间权利的不平等、享有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对户籍制度，不是一般的改革创新问题，而是要明确提出取消的目标。
中改院学术委员常修泽认为，应取消户籍制度，未来几年建立以身份证为主要标志的制度;即便还有户口，也仅承担人口登记的功能，没有其他附加功能。这是一种包容性的制度创新。
2. 推动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的联动改革。不少专家认为，户籍制度要取消，但不是根本，依附其背后的公共服务才最重要，需要联动推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中小城市户籍放开，但没有多少人去;大城市户籍未放开但仍有很多人想进入，其根源在于大城市集中了大量优质资源，机会更多、更公平。因此，许多问题不是简单放开户籍制度就能解决的。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城镇化主要涉及农民工市民化，但这不仅是一个户口问题，还涉及社会包容，涉及如何消除社会排斥问题。
3. 明确取消户籍制度的时间表。迟福林提出，取消户籍制度可以分步走，但要有时间表。建议：1～2年内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 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3～5年内，除了某些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5～8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
薛澜认为，可以考虑渐近取消户籍制度：第一，淡化户籍的福利属性，使之成为人口登记的管理工具;第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与所在地权利义务相对等的二级身份认证机制。
三、城乡一体化重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尽快出台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迟福林指出，着眼于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建议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由此解决农民工需求最为迫切的子女教育、养老与医疗保险、基本住房保障等问题，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融合。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认为，过去的城镇化中，在接受农民工进城，及让他们享受均等化的社会福利待遇方面，城市本身的准备还远不充分。薛澜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要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可以把公共服务分为基本生存需求、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机会与能力提升等三类，并且采取不同的保障机制。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指出，保障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要改革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从过去的“让人去找公共服务”转向“让公共服务跟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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