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陕西公务员考试申论备考：贪官为何能一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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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云南省楚雄市市长赵万祥因涉嫌受贿被批捕……梳理近期接连“落马”的官员，一个尖锐的共性问题再次进入舆论视野——怎么又是一名“带病提拔”的官?
据媒体报道，倪发科在担任六安市委书记的近十年里，就曾收受某矿业集团“超过了普通刑事的贿赂”，但仍于2008年升任安徽省副省长;赵万祥在担任大姚县县长一职时，就出过一些经济问题，却“没有下文”，直到近期才被提起。
这似乎是一个惯常套路：某个贪官“落马”后，公众才惊觉其被一路“带病提拔”。但在东窗事发前，即使通过各种途径举报、信访，都不能影响一部分贪官的“升官发财”之路。
为何“带病提拔”的贪官能一路畅通无阻?
六成落马贪官曾获“带病提拔”
所谓“带病提拔”，是指干部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但未能发现，仍然加以提拔和重用。
成克杰、陈良宇、刘志军、刘铁男……在近年“落马”的贪官身上，“带病提拔”现象似乎如影随形。
统计数据佐证了这一直观印象：近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另一份研究报告的统计数据更触目惊心：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2012年作出的一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在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里，72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近八成曾得到职务上的晋升。
其中，晋升幅度较大的如陈良宇，从厅局级干部成长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何闽旭则由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提拔为安徽省副省长。
而近日倪发科的“落马”，再次让媒体的目光聚焦到“带病提拔”这一现象。有媒体梳理出与倪发科同在一省之内长期工作的王怀忠、王昭耀、何闽旭三名省部级官员的贪腐经历，发现：“带病提拔”已与贪腐数额巨大、持续时间长、家庭腐败、情妇问题等一道，成为这些官员腐败的共性特性，“几乎无一例外”。
“对于那些在岗不久便落马，或提拔后很快落马的官员，可以肯定地说，几乎百分之百是‘带病提拔’的。他们贪腐的过程，也就是提拔的过程。”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带病提拔’的危害很显然：‘带病’官员在某个岗位上，这个岗位就处在权力行使的危险状态。”林喆向记者分析，“比如某个因‘买官’而提拔的市委书记，往往任用同样存在问题的官员，甚至将一地官场搅得一团糟，以致出现窝案、串案，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认为，官员“带病提拔”首先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其次，打击了符合条件却没有被提拔人员的积极性;此外，它损害了官员选拔制度的发展、完善：“使得干部的选拔任用，公务员晋升的相关制度受到了严重冲击。”他告诉记者。
“最大的危害是破坏法治。官员的提拔任职都要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官员选拔的具体条件得不到遵守，法治的大厦就岌岌可危。”杨建顺说。
畅通无阻原因何在
令人费解的是，“带病提拔”的贪官在事发以前，往往仕途坦阔、一路“绿灯”。
受访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四点：制度执行不到位、利益团体牵涉、“一把手”意志作祟和贪官自身较强的隐蔽性。
杨建顺告诉记者，涉及官员提拔的相关法律已经比较完善：有《公务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
“但关键在于执行。”杨建顺说，“‘带病提拔’现象依然不断曝光，说明具体的地方肯定有实施不到的环节。”
2011年8月，中组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干部提拔必须过纪律检查关》，开头即称：“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严格按规定程序选拔任用干部，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是中央的一贯要求。”
但林喆认为，现实选任、提拔官员过程中，很难避免利益牵涉。“可以说，利益是这些‘带病’官员能获得提拔的重要原因之一。”她说，“现在有一部分官员‘拉帮结派’，结成某种利益团体。一些上级领导要保证自己亲近的人上来，不管他是否有问题。比如一个领导班子中，三个常委都是我推荐的，以后贯彻我提出的决议就比较方便，这就是一种利益牵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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