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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云南国家公务员面试备考:除了戴口罩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2013-08-14 16:11:56 字号: | | 【 打印 】

面对无所不在的雾霾,自救措施却少而无力。

在各大药店、淘宝网店上,口罩销售量达到了平时的10倍。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郑劲平解释说,“PM2.5的颗粒非常小,我不认为口罩能有很大的帮助。”据介绍,PM2.5颗粒仅为头发丝的二十分之一,一般的棉质口罩、一次性口罩和医用口罩无法起到防护和过滤作用。

在淘宝网店上,“N95防尘口罩”、“防PM2.5口罩”、“活性炭口罩”、“防毒口罩”等商品销售火爆,单价为10~30元,能较为紧密地贴合面部,形似“猪嘴”,并号称采用了高科技。

“N95口罩是防病毒的,病毒颗粒按纳米计算,比PM2.5颗粒要小得多,所以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的,但这种口罩要经常更换,佩戴方式、持续时间、更新标准都有相应要求,一般人很难达到。”郑劲平说。

至于其他名目众多的口罩,郑劲平认为,“炒概念”的可能性更大。“最重要是源头控制,个人能做到的防护是尽量较少户外活动,除此之外,还没有更好的防治办法。”

在微博上,网友调侃,见面应该问,“你戴口罩了吗?”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第一位是“我不要做人肉吸尘器”。

“重灾区”地区也相继启动应急措施。北京已有58家建材、冶金、化工等领域企业被紧急叫停,切断污染源,另有41家企业通过降低生产负荷,减排30%以上。北京市政府还要求,在遭遇极重污染过程的区县采取党政机关带头停驶公务用车30%的强制措施。

在河北,建筑工地一律停工,并通知环卫部门全部改用机械化吸尘式清扫,并准备在天气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施人工增雨(雪)作业。在陕西,陕西省政府要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每日只能安排1/3车辆外出,各燃煤发电企业实施分段轮流限制发电。

在郑州,每日增加两次洒水降尘,对城区主干道进行冲洗,责令15%的建筑工地停止施工作业,降低扬尘污染,对超标排放的公交车实行限行。启动类似应急措施的还有山东、吉林、南京、武汉、成都、长沙等地。

“启动应急措施还是有效的,因为直接减少了污染源,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罗仲伟认为,在雾霾多有发生的秋冬季节,尤其是低温高压气候条件下,应及时采取措施,减少雾霾天气的出现频率。

不容忽视的是,应急措施并没有形成机制和制度,除了北京制定并实施《北京市重污染日应急方案》外,其余地区都是临时启动的应急办法。“应该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变成预防性机制,不能总依赖于倒逼机制,被动的亡羊补牢。”罗仲伟表示。

针对雾霾应急处理状况,环保部表示,2012年12月,《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公布,根据要求,三年内将建立起包括城市和区域在内的应急机制,具体细节措施正在制定之中。

“应急措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和改善空气污染问题,还需要有更多的顶层设计和执行贯彻能力。”罗仲伟表示。

降低工业经济占比?

两年前,PM2.5对于公众而言依然陌生。如今,测量PM2.5已成为社会共识。

2012年2月,PM2.5被纳入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空气质量的监测指标从API(空气污染指数)升级为AQI(环境空气质量指数)。2012年5月,环保部要求,全国74个重点城市要在年底前发布城市AQI数据。“这个过程是非常快速高效的,虽然公众都迫不及待,认为效率可以更高。”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刘继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12年12月31日,环保部表示,国家和地方共计投入约9.5亿元重点支持第一阶段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建设,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已扩大到338个地级市,国控监测点位增加到1436个。“建立监测体系是治理空气污染的第一步,目前看来,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罗仲伟评价说。

接下来是按照监测结果,如何治理的问题。按照《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的要求,2015年,重点区域PM2.5年均浓度下降5%,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下降6%。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将投入超过1000亿元,在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107个城市,进行大气污染专项综合治理。

“治理的效果需要现实来印证。”张醒生认为,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加快加大的脚步。“‘十一五’时期就在治理了,但结果如何?一些烟囱被削掉了,更多烟囱立起来。”他认为,发展模式转变,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所付出的环境代价不可逆转。“我们已经尝到苦头了。”

雾霾爆发后,工业经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成为千夫所指,甚至有专家提出,应调整产业结构,提高金融业、服务业等在GDP中的占比,降低工业经济占比。

“工业经济和制造业经济与高耗能、高污染经济三者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罗仲伟认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仍未完成,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制造业经济是大势所趋,既符合中国现实,又符合国际形势。“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改变产品本身以及生产过程的科技含量,我们需要的是升级,而不是压制。”

罗仲伟认为,在宏观政策上,应该用“萝卜加大棒”的办法予以引导。萝卜,指国家应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鼓励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污染环节和污染排放量;大棒,指国家应通过强制性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减少高污染企业总量,对高耗能企业进行严格监管,严控污染源。

如今,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问题也随之愈加突出。“我们所需要的城镇化不是大城市化,而是多城市化。”罗仲伟认为,城市功能要进行调整,不能过于集中,形成超大型城市,“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既是教育中心,又是国际交流中心,同时又是中国经济金融的决策中心和管理中心,负担太重,任务太多,自然出问题。”

“城市功能必须合理分配,或者通过卫星城的方式进行调整。”张醒生认为,城市功能可逐步分散到郊区去,以缓解城市压力。“城市更多的是人居社会服务中心,而不是工业生产的中心。”

环境治理,尤其是空气质量治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罗仲伟提醒说,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尽管政府治理力度很大,但我们可以看到,伦敦、洛杉矶等地区也出现过雾霾,需要20至30年才能看到明显的成效,这注定是一个长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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