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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申论热点:“限”字令的反思

2013-09-20 02:57:52 字号: | | 【 打印 】

  这是一个“限”字盛行的时代,楼市限价、限购;汽车限号、限行;电视限娱、限广告;城市限摩、限电动车……甚至连图书、电影票也由相关部门出台“限折令”。


  早在2011年,就有媒体宣称“限时代”已经到来。种种“限字令”,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如何用好“限字令”,尽可能兴利去弊,使其更加符合民众期待和社会发展需要,一些代表委员作出了审视和反思。


  受到普遍欢迎的限购令


  全国政协委员张泓铭曾担任上海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在2011年两会期间,他曾发言力挺北京的楼市限购政策。


  2010年4月30日,北京率先出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楼市限购令,规定每户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且对购房者的户籍等作了严格规定。随后,国内众多城市纷纷出台类似限购令,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确实要问,限购的理由是什么,地方政府有没有权力限制住房消费?”张泓铭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也反思过这一调控政策。


  “我认为政府有权这么做,这是政府管理的一种手段。”张泓铭说,“政府的管理职能允许这么做。虽然我们推崇经济手段,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应该使用行政手段”。


  在张泓铭看来,住房首先是使用价值的功能,需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居住问题,“但有些人买了自己不住也不出租,就囤着投机,城市资源有限,住房供需矛盾本来就大,投机将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如果没有其他有力措施抑制投机,我认为可以采用刚性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财经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也支持限购。在他看来,房地产市场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住房也不是纯商品,还有社会保障的属性,“当房价与民众的购买力脱节太厉害时,限购是必要的调控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也支持限购政策:“房价过快上涨会导致经济产生泡沫,导致实体经济转移到房地产,造成一业兴旺百业衰。”


  近年来的楼市调控政策,确实也只有限购令真正发挥了效力,让楼市走出了“越调越涨”的怪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1月,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全国70个大中城市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48个,持平的有22个,没有一个城市出现上涨。从民意看,多种统计数据也显示,八成以上民众支持限购政策。


  限令应有退出机制


  虽然楼市调控政策支持的声音占主流,但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主要观点是:限购后,一些有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市民没法购房,对普通商品房有投资而非投机需要的群体需求也几乎完全被抑制。


  张泓铭说,限购政策是刚性政策,意味着“一刀切”,对消费者没法灵活对待,会产生消极作用,“短期限购可以,长期限购就不对了。长远看应由行政手段调整为经济手段,比如金融、税费手段等。房产税就很好,采用递进征税的方式,让人们有选择的可能性,将利益和选择结合起来,政策意图很明显。”


  在郭松海看来,限购政策虽然可行,但要有退出机制,“限购的目的是要让房价回落到合理的空间,但究竟多少钱才是合理、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并没有答案。”今年,他向大会提交了《调控房价回归,何时到位?》的提案,建议将房价与收入之比确定为衡量房价是否合理的参照系。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限令实施后效果不佳,要用新的限令来修正和补充。北京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就是如此。


  从2008年10月起,北京规定机动车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然而,这一政策并未缓解北京的交通拥堵状况。迫于无奈,从2010年年底开始,北京开始对机动车实行摇号购车政策,通过控制机动车全年购车总量来缓解拥堵。


  在全国政协委员、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伍中信看来,城市“限行”、“限号”政策无可厚非。但他认为,按尾号限行的政策值得商榷,“这一政策出台后,反而可能诱导市民多买车,造成了更严重的拥堵。这说明,即使是限令,也得考虑它出台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警惕沦为“惰政”、“懒政”


  如果说限购、限号等政策还能受到舆论的好评,另外一些限令则是遭遇恶评如潮,前不久广受关注的电影票“限折令”就是如此。


  “限折令”源于日前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发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电影市场票务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影院制定的会员票、团体票等优惠票设定下限,不能低于七折。


  虽然有关方面称“限折令”是误解,并称政策执行时将先降价后限折,以此来解决影院票价混乱的问题。然而,这一限令却不免让个众联想起此前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的“新书限折令”,以及国家民航总局出台的机票“限折令”。这些限令一出台就广受批评,最后便无疾而终。


  蔡继明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该着眼于宏观经济,如物价水平的调控,汇率的调控等,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对个别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管得太多、太细,无疑是越俎代庖,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


  伍中信也认为:“对于电影票价,我认为可以随行就市,只要有竞争,价格就有它变化的理由,在观看高峰时段,利用价格机制限制观看人数,也是常用的经济学手段。”


  还有一种担忧在于,由于限令短期效果明显,且手段简单,可能会被有关部门频繁使用,成为新时期“惰政”、“懒政”的典型表现。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限令”应该避免随意化、行业化和基层化,以免政府职能部门一遇到棘手或者短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就用“限令”来应对,从而患上“限令依赖症”。


  “市场主要靠无形之手调节,无形之手用好了,政府的有形之手就没那么必要了。”伍中信说,种种限令的背后,或者体现了市场无形之手的失效,或者体现了有关部门伸出有形之手的冲动。“市场自治与政府管制之间,如何防止失序,有效搭配,发挥最大效应,在每个限令出台前都应当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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