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日积月累之：群体行动中暴力不容免责，情绪和
近年来，借助部分重大公共事件，民众参与重大决策，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件中表达诉求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本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然而，在表达诉求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过激行动披着正义的外衣暗度陈仓，给原本平和的表达方式增添了几分暴戾。可以预见，今后民众通过适当行动参政议政的现象将更为普遍，厘清上述现象的发生机制，既有利于还原社会的真实意见构成，也有助于客观认识当前的社会心态。
无论是看似偶然的群体性事件，还是某种具有群众基础的集体行动，在表达诉求的同时，无疑也给那些过激行动以可乘之机。群体性事件中的过激行动，曾经被有些人“过度政治化”解读，待更多事件细节浮出水面，这种敌对化的事件归因方式才逐渐被舍弃，事件发生逻辑才得以廓清，民众诉求才受到重视。依靠抽象的正义冲动借题发挥虽是常态，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在这些事件中，暴力行为并非全然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借此寻求私利或纯粹发泄情绪也极为显著。
距离那次游行示威一个月了，部分当事人向媒体说出了自己的行为动机。西安日系车主重伤案疑犯回忆当初的情景，称：“刚为涨工资而兴奋，游行为他提供了宣泄机会”。深圳砸车者则说，“如果当时发生战争，哪怕让我当炮灰我也愿意。”但他又强调“觉得自己活得挺窝囊”。这些回答所提炼出来的行为动机，其背景并不宏大，相反充斥着源自个人的阴暗心理。由此看来，个人命运的细微变化，生活积累的重负，都可能使得一个人在过激行动中一往无前。
还原当事人的声音无疑对认识那些暴力行为有着重要价值。而基于类似现象重复发生，“悲剧的轮回”无止步迹象，或可为我们认识那些看似偶然的暴力行为提供宝贵的视角。应重新审视过去批评这种暴力行为的惯常方法——— 在群体事件中，非法追求个人私利不能因为集体行动的正义光环而得以免责，亦要强调对个人权益的尊重。这不仅立足法治理性，也是基于社会美德。诚如哲学家休谟所言，“真理是可争辩的，趣味则不然”。平日守望相助的市民，显然不能因为趣味不同，而将其视为立场上的背叛，更不能以此作为暴力行为的借口。然而，光有这些还不够。
我们看到，群体行动的暴力倾向不乏个人的甚至平庸的动机，暴力现象既意味着行为上的违法，也可追溯至个人的道德失控。待当事人冷静下来，使其承认行为的不合法、不合理并不难。其行为与事件的宏大叙事及其相应的社会矛盾甚至都没有关系，其反映的是当下部分人群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宣泄的乃是个人的情绪。
看似山呼海啸的群体行动，事实上是将各种动机囊括在内。人们之所以积极参与集体行动甚至施展暴力，并非单纯由群体心理学(比如幻想在集体行动中免责)决定。近年来，各地出现的群体性事件中，有社会运动研究者观察到，“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介入越来越普遍。热心的围观者可能因为同情心或正义感加入到群体行动，然而，单纯借此发泄情绪的现象亦不应被忽视。
当下中国，焦虑情绪显然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人民日报去年在一组关于社会心态的评论文章中，罗列“焦躁疑惧、迷茫失落、愤青思维、拜金主义”等心态，并指出：“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无论是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体事件，还是有着爱国光环的公共行动，批评其暴力倾向不能止于行为的非法性，也不能简单诉诸抽象的国民性。要看到暴力背后的情绪，而要培养健康理性的国民心态，显然亦应当先梳理情绪背后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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