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日积月累之：政府公众互信共治，从“坐下来，
“我们说什么，民众都不信”，这样的官员苦水显然颇具代表性。日前，“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从政府战略到公众参与”论坛在广州市科协举办。与以往“垃圾”主题论坛不同，类似“焚烧是否安全”等技术问题被暂时搁置，论坛邀请各界人士以“坐下来，谈一谈”为主旨进行了一场弥合公共政策执行中官民信任危机的大讨论。
官民互动，已是社会转型发展中愈发频密的常态议程，在此之前的传统社会治理中，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多为单向的信息传导，且官民之间地位的不对等决定了信息沟通状态的扭曲与异化。各方无法有效沟通，是诸多误解与偏见、敌意与对抗产生的重要原因，亦为近年来国内不少公共事件难于纾解的关键所在。
相对而言，广州素有市民参政的良好传统，从2009年到现在，垃圾处理始终是广州官民互动的标志性议题。各方有坐下来谈的价值共识，且具备足够的诚意与理性，以成全公共决策的民主与科学。但即便如此，现实操作中依然存在各种因素的左右掣肘，政府部门苦于不被信任和理解，同时民众亦忧虑诉求难以真正影响决策。有诚意的沟通渐成为社会公共治理中的奢侈品。
以“坐下来，谈一谈”为主旨的论坛平台，囊括了来自官方、学界、企业、市民等各界人士，此番论坛策划伊始便确定了“官员不摆名牌，不介绍身份”的调子，诸多细节所冀望达至的，是一个平等的交流氛围。论坛现场，广州市政府和城管委官员悄然落座听众席，会场中的声音则不乏尖锐的质疑与刺耳的批评。破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困境，需要从倾听开始。类似这样的平等倾听，其实某种程度上把政府与民众对话的环节前置了，多一次这种对话，就可能减少一次上访。
为什么选择不信任，这一困扰各地政府部门的“不解难题”，在此次论坛最终达成的共识里不乏切中要害的分析。不独垃圾焚烧一例，当下政府公共政策的行事路径，其悖论或从一开始便有征兆：政府动议既出，立场往往先行，在交付清议前便已有了既定态度，使公众参与存在流于形式的危险。即便并非政府主导的公共议题，在其后续介入时，也有某些不变的措辞逻辑。正如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所言，涉及公共安全健康问题，政府不应总是站出来拍胸脯打包票说“这是绝对安全的”。而应站在公众立场，把问题原原本本地付诸讨论。权力为企业行为背书，使政府与公众失掉了一同求解公共议题真相的机会。
普遍存在的政府“打包票”现象，其后忽略掉一整套决策出台程序，要么是程序形同虚设径自被省掉，要么则是缺乏全程性的公开。而没有公共决策的全程透明，民众的不信任便难免推导出所谓“黑箱”、“程序虚设”等判断。公共决策难以走出慈父心态，市民参政程序性权利被褫夺便成为权益被侵害的前兆，时间流转，差评印象随之加深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
首先是政府主导公共议题的设定权，“建还是不建”的关键阶段时常被跳过，留给市民“积极参与”的，只有“怎么建，建在哪里”的讨论余地，公众只能“作参政状”的受挫感成为不信任的心理诱因。其次，不少决策的关键环节，诉诸公议时已是定下来的结果，即便在其后经历了周密的考量、科学的论证、理性的斟酌与判断，但当上述环节关起门来进行、且不及时知会公众时，因信息掌握不对等而产生的群体焦虑也助长着不信任。更何况，在政府用自身信用背书的“绝对安全”同时，却普遍存在“给我冲”而非“跟我来”的不自信，躬亲先行的缺位，让官民互动由观望而滋生怀疑。
广州市民参政的传统，如何才不至于辜负？维护并撑大市民参政空间，离不开政府与公众的良好互动，需要有诚意且够坦诚的政府权力，开放的社会环境，理性而坚韧的市民阶层。社会急剧转型中的公共决策，亟待政府与民众从互信走向共治，从“坐下来，谈一谈”开始，官民不仅要常态化顺畅交流，且达成的共识须有影响决策的实效。于此节点上剖析和重建广州公共参与的样本，诚为各方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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