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日积月累之：撑大制度空间还需社会给力
10月10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行政审批项目。《决定》提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从2001年首次国务院启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始，到本次改革方案正式公布，6次改革共计取消和调整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作为改革大业中一直稳步前行的行政体制改革，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的工作一直为舆论所重点关注。原因除了改革本身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之外，还因为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已成改革棋局中不多的可以形成“共赢”的领域。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清理一些过于繁杂的审批事项，不但可以减轻政府的行政成本，对于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也有着十分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于市场主体、社会公民而言，由此得到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中的便利更是不言自明。因此，对于有着数十年改革传统的政府而言，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有其内在动力和外在呼声的。
与之前几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所不同的是，本次《决定》提出了“公民自决”的一个原则，如果能够有效落地，那将改变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游戏规则。在过去，一项事宜的审批与否取决于政府，如何审批也完全由政府负责；而现在，如果市场或者社会本身有能力实现“自治”，那么政府就会退出该领域或者调整为后置监管。长此以往，伴随着市场、社会力量的生长，中国社会权力之间的制衡目的也将日趋达成。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过去的改革一再告诉我们，纵使有了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改革中的激烈博弈也不会停止。从政策到执行，再到监督、反馈、修正，每一个环节都充斥了阻挠者的身影。从行政体系的内部设置来看，上面的政府在下层官僚的执行中被稀释的现象，几乎渗入中国官场的每一个角落。而从最简单的利益逻辑开始分析，倚赖通过设置审批来固定自身权力的官员们，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阵地”。以经济领域为例，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后的今天，甚至像“非公经济36条”这样的具体政策颁布之后，石油、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的开放程度，依然可以用“密不透风”这样的词汇来形容。
放开一些无利可图的审批事项，这样的倾向常常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抛弃一些对于政府来说是累赘的事项，则主要存在于社会领域。不过不管怎么说，此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一个可循的迹象，即改革正在逐渐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领域。毫无疑问，这与最近数年来社会治理上遭遇的重重危机息息相关，而通过向民间开放更多的制度空间，让社会多元力量学会自我博弈，这无疑是实现政府和社会双转型的基本前提。
作为一项持久的改革，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已成一种优良传统。尽管具体的行政过程中依然不乏“去瘦留肥”、“边减边加”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政府已经从市场领域的改革中获益匪浅，对于革除审批、降低交易成本已有经验参照；而在社会领域的改革中，放开审批权与政府官员长期以来持有的管制、干预、操纵、维稳观念存在较为直接的冲撞。更何况，在这个商业无处不在的社会，一旦政府腾出空间，市场的力量立马就能进入；而反观社会领域，社会力量尚在襁褓之中，政府挪开身位换来的可能反而是当地民众的不适应。恰恰是基于这一考虑，政府减少审批固然值得欣慰，但社会力量积极截留下放的制度空间，努力实现自身力量的壮大方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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