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公务员考试申论日积月累之：到放下GDP重负的时候了
原文标题：中国增长放缓经济下行,到放下GDP重负的时候了
正在天津举行的2012年夏季达沃斯，会议主题是“塑造未来经济”。人们热衷于谈论未来，往往是由于未来不太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在论坛上表达了四大具体担忧：全球经济面临欧元区危机、美国财政赤字问题、新兴市场硬着陆问题以及食品价格上涨。
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减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GDP增速、PMI（Purchase Man-agement Index，采购经理指数）指标，以及刚刚公布的2012年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和进出口数据，都在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一幕：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一系列公告，有60个大型基建项目在近日集中获批。分析人士说，这些基建项目总投资额可能会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再加上过去两个月，各个地方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新一轮由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的计划，正在拉开帷幕。
我们完全理解这种GDP失速带来的焦虑，毕竟，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政府依靠经济增长避免了大量社会问题的困扰。持续三十年的经济高增长，中国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
但将注意力过度集中于GDP高速增长，也带来征地、环境等一系列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不能指望一直持续这样的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常识性的结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房地产泡沫、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减弱，以及本币的升值，都将使后发经济体的发展减速。从大历史的视角看，这只不过是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史中早已发生过的故事。后发经济体从成长到成熟，都遇到过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
如果经济增长变缓，失业率随之上升，各种社会矛盾会不会激化？社会稳定是否会受到冲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这一三十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执政者而言，这是头等重大的问题，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决不仅基于经济增长。将稳定和发展绑定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上，是对发展的异化。一个优良的社会治理，没有必要将GDP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放在今日，或可改为“不患寡而患不公”。2012年9月8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深化互联互通实现持续发展》的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将着力推动包容性增长；将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高速发展趋于公正发展，这是在重置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不妨看看日本的发展经验。世行统计，在过去20年间，日本人均名义GNI（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速不到2%，但由于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跌，CPI长期处于低位，社会财富出现了偏向工薪阶层的分配，让众多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得到提升。日本基尼系数长期走低，迄今只有0.38。更加公平的分配加上福利的持续改善，使日本社会并没有因为经济减速而过度焦虑，执政者也没有感觉到太多社会稳定的压力。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来讲，只有放下GDP的重负，才能创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基本前提，政府角色的正确回归，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三重利好。
其一，政府不用再去充当市场主体，直接经营产业营利，告别发展型财政，从而回归到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来，专注于教育、医疗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工作——这才是现代政府应在的本位。
其二，放下GDP重负，不再直接参与市场经营，也有利于政府回归规则导向，使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日渐落地。
其三，政府专注于规则的制定和维护，会减少自己的盲目投资，这对减轻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至关重要，会让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这些变化，将慢慢改善中国政府和社会赖以立身的基础，使稳定和发展获得更可靠的地基。发展绝不简单等同于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应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在本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同样强调“包容增长”，但“这需要我们继续从体制上推进改革，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体制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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