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备考：社会热点每日一谈（2）
例如，重庆农业部门实施的“阳光工程”，由于资金投入有限而且分散，实用技术培训一年仅有两次，一次一天。当地参加过培训的农民说，培训时间太短，知识还没来得及消化，培训就结束了。
不少农民还反映，他们更愿意参观学习外地大户经验，大面积种植怎么操作，新型农机怎么维修，仓储怎么解决，怎样和市场对接，农场、合作社怎样管理等等。“书本上的知识可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我们更愿意接触些实际的东西。”一位农民说。
突破技术培训，满足多样需求
突破技术培训，满足多样需求
以往培训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以提高种植、养殖技术为主。这当然仍是农民培训的主要内容，但不少新型农民已不满足于此了。
重庆涪陵区石沱镇光明村种粮大户刘忠志说，培训课上，老师讲的都是常规技术，对于我们这些种粮已超过30年的“老把式”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我们村农田是酸性土壤，而培训老师总按书本上碱性土壤的标准教农民如何施肥，种出来的粮食能高产吗？”
“我现在种粮已经开始使用激光平地仪、气象测普仪、农药残留速测仪等高技术设备。种地新技术了解得比农技员还多，他们怎么给我当老师？”河南省武陟县种粮大户王福军说。
实际上，这些新型经营主体不是不需要培训，而是需要更高层次、更多样化的培训。寿光市农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主任胡云生说，随着新型农民的增多，应该加强农业生产产前和产后的培训，特别是涉及农产品销售、管理、品牌化等的培训，农民需求比较迫切。
寿光邦都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金城表示，自己经营的土地有近500亩，从2011年开始经营，主要涉及精品果蔬种植销售。“技术方面的问题雇了技术员负责，我主要需求的是经营管理层面的培训。”
“2012年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组织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对我帮助最大。”杨金城说，那次培训老师讲的是国家对农业发展政策层面的鼓励和支持，现代农业的未来和走向，这些都是他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湖北随县宝兴家庭农场主肖保新说，单纯技术培训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对新型农民应该是全方位培训，如管理能力、经济学知识、市场营销等，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盯着怎么种好这些土地，有个好收成，更重要的是怎么闯市场，怎么管理团队!”
既然是培育新型农民，就必须尊重农民，让农民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国家的涉农补贴、惠农政策等，也应该是培训的内容之一。肖保新称，惠农政策要加强宣传，要公开透明，要有标准。现在好多政策我们根本不知道，以致很多环节都存在寻租的空间。
培育新农民 政府怎么做
培育新型职业化农民已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其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需要丰富、理念需要更新，要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先进的技术去产生影响，更要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为农民转型提供更好的条件。
市场的归市场 公益的归政府
市场的归市场 公益的归政府
“当前水稻栽培主要面临这么几大问题：播种方式落后，盲目跟风；持续干旱，水源紧张；劳动力严重缺乏；以稻瘟病为主的病虫害多发，种植风险上升……”指着打在墙上的投影屏幕，河南信阳丰田园种业公司董事长王中海正在给种粮大户上课。台下1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30多个大户挤在一起，所有人都听得聚精会神。
这是发生在河南固始县马堽集乡中学教室的一幕。“通过培训，农民能获得贴近需求的低成本水稻种植技术，我们公司也能配套推广优质良种，双方都受益。”今年40岁的王中海告诉，类似这样的水稻种植培训，他一年要做50多场，培训农民超过1000人次，公司每年以农民培训为平台，可推广水稻种子20多万亩。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认为，在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在不放弃原有散户农民培训的同时，应该不断完善和“升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体系建设。
“目前不少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组织为了销售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愿意主动为农民提供服务，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是未来农民培训发展的重要方向。”魏仲生说，通过建立利益捆绑机制，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样才能使培训内容真正切合农民需求，达到共赢目的。
王中海认为，在未来农民培训中，应做到“市场的归市场、公益的归政府”，对诸如像测土配方施肥这样的成本较高、没有盈利空间的公益性培训项目，政府相关部门就应该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承担起培训责任，确保公益性项目也能起到实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市场的还是要交给市场。在培育新型农民这个问题上，政府的角色就是教会农民便捷地获取想要知道的信息，很多培训在市场上都有，市场都能提供，农民要是需要，肯定会钻破头想要了解，他也可以付费，这个让市场去决定。
政府的职责是加强对农民培训市场的监管。重庆市政府参事张洪松说，应建立相关规范性条例，防止利用培训欺骗农民、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发生。
运用先进技术 拓展培训渠道
湖北随州有一个“幸福新农村”便民服务信息系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板块是智慧农村平台，它可与物联网技术结合，面向智能大棚、智能仓储、智能灌溉、农产品溯源等领域，提供视频监控、设备管理、智能控制、信息服务等多项应用。
随州市委组织部远程办主任彭公敬介绍，市委组织部已同市农业局、劳动就业局、民政局、随州电视台、随州日报社等单位签约，将他们的涉农信息整合发布。“只要是农民想知道、应该知道的信息，我们都要想办法整合，让他们能方便地获取。”
在传播渠道上，考虑到农村留守老人、妇女较多，年轻人多外出打工的实际，“幸福新农村”以电视、电脑、手机“三屏互动”实现全覆盖。不会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的老人可通过电视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随州市安居镇张畈村村民刘绪新说，这个系统里有很多专家讲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的内容，都是随州当地的专家，讲的是随州话，听起来很亲切。以前镇上的农技培训，专家课讲完了就忘了，现在可以在自己家的电视上看，边看边琢磨。有不明白的，还可以打电话直接问。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全可以实现远程一对一辅导、点对点服务，这个要是能推广开来，对培育新型农民意义重大。”随县县委农办副主任熊保军说。
实际上，已经有一些条件好的地方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构建起了连接省、市、县，逐步延伸到乡镇的网上在线学习平台，农民学员可通过“在线平台”“网上学园”和“数字图书馆”等获得丰富的学习资源。
此外，农民学员还可以在电大的“互动天地”“班级论坛”上交流学习心得、创业经验，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自主安排学习时间、内容和进度，利用晚上、双休日、农闲等时间接受面授辅导，按就近自愿的原则组建学习小组进行协作式学习。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朱奇彪认为，通过对农民培训的信息化管理，还可以了解哪个人在什么时候参加过怎样的培训，既可以加强对培训资金使用的监管，又可以避免重复培训、资源浪费，对每年培训计划的制定也能起到参考作用。
拓展农民的成长空间
新型农民的成长，最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而政府则应该为其提供有利的环境和足够的空间。具体而言，就是要确保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享有在生产领域的主导权，鼓励其优先参与加工、流通等高利润环节，以实现其自我成长。
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应坚决维护农民在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为资本直接经营农地“立规设槛”。尽管高层一直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直接经营农户承包地，但由于对“长时间、大面积”等概念界定模糊，一些地方资本下乡圈地现象严重。
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经验看，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土地后，不可能把原来土地上工作的所有农民都雇用下来，会对农民形成“挤出”效应，大部分农民都要离开土地到城市中去，到流动中去，可能会出现各种经济社会问题。
重庆市农委主任夏祖相认为，应尽快从法律层面因地制宜地对工商资本下乡的期限、规模、涉足领域等设定明确的判定标准，并明确规定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流转需交纳“风险保证金”，防止企业中途退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以及对土地从事掠夺性经营。
农民方面，政府则应该鼓励其通过合作社等方式，参与到农业加工、流通、农村金融等领域，以分享农业发展的增值收益。许多农业发展生机勃勃的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
瑞典农民合作社包揽了全国所有的奶制品经销，我国台湾地区农民合作社经营的稻米和化肥超过当地总量30％，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奶制品加工企业大多是由奶农组建的合作社投资兴办，形成了生产、加工、营销的全产业链。我国农民更多、收入偏低，如果不鼓励他们参与到这些与农业相关的高利润领域，农民转型终将是无源之水。
专家建议，应通过法律保护、政策倾斜、税费优惠、贷款扶持等措施，保障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先从事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权利，鼓励其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连锁经营和资金互助社等，使其在更广阔的领域成长。唯有如此，新型职业农民群体才能够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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